新一轮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一方面在制造业发挥着替代劳动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在服务业领域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基于平台经济的灵活就业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2022年，全国总工会开展的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约有8400万人。
　　《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获悉，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递交了《关于创新新就业形态权益保障治理模式的建议》。
　　陆铭分析认为，新就业形态的“蓄水池”和“稳定器”作用日益明显，不仅大幅提升了城市经济运行的就业承载力，同时也彰显了对于稳定城市消费服务的“新民生基建”作用。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的权益保障也日益受到社会和政府部门的关注。”陆铭表示，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问题，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旨在保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规范平台用工方式。
　　需重新认知灵活就业者劳动关系
　　陆铭表示，针对技术对于组织变革带来的影响，社会各界依然存在传统用工关系的认识惯性，未充分正视在技术驱动的新型人力资源模式中出现了“组织的弱化和个体崛起”现象。大量灵活就业者在不同地区、职业、工作状态间频繁切换，恰恰在应对劳动需求波动并最大化自己的收入，传统固定劳动关系下的管理方式已不适用于灵活就业者。
　　与此同时，需要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社会环境增进理解。陆铭指出，人们对于技术的强大和算法的“黑箱”依然有较深的误解，劳动者“被困”在系统中、技术是否“作恶”等猜测被持续扩大。相比之下，技术充分运用对提高生活便利度、创造就业等的社会价值却被忽视。例如，基于算法的路线推荐在用于网约车场景时，可以有效地避免绕路等行为，有利于保护消费者权益。
　　“实际上，各类线上平台对于线下经济有强大的赋能作用。如果对平台经济和灵活就业的认知存在偏差，则不利于形成稳定的政策环境，而多变的政策反过来又会加深社会对于新业态和新就业形态的认识偏差。”陆铭分析道。
　　在制度建设方面，陆铭表示，各地对新业态、新模式的治理要求各行其政，在相关基础权益保障规范性要求上有根本差异，同时忽视了平台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无法形成针对新业态市场基础制度的规则统一。
　　如今，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则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养老保险面临参保障碍。陆铭分析指出，现行政策不允许劳动者同时享受城镇职工社保和城乡居民社保；城镇职工社保的缴费基数和比例超过了很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承受范围；在就业地参缴城镇职工基本社会保险又存在贡献与回报不对等的问题。
　　“短工龄与长缴费年限之间也存在矛盾。”陆铭认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往往频繁变更工作状态或工作地点，对于外出务工人员来说，如果想在工作地享受养老保险，通常需要在当地至少缴纳10年社保，大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普遍难以达到养老保险待遇享受的门槛。
　　构建全国统一社会保障体系
　　在陆铭看来，面对庞大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相关政策既要考虑对民生、就业、社会大局的影响，又要面对该群体的多元诉求精准施策。
　　首当其冲的便是要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上确认新就业形态的合法性。陆铭建议，应寻求在现有《劳动合同法》框架下对传统劳动模式的探索和突破，支持平台用新思路、新办法、灵活性的解决方案应对新业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
　　“在用工定性上，应将其确立为灵活就业者、平台与消费者之间属于按合同约定的合作关系，属于传统民商事的法律行为，由《民法典》进行调整。对于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障，研究制定专门相应的机制，充分尊重从业者参与的选择权。”陆铭阐释道。
　　那么，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具体有哪些保障手段呢？“构建包括基本保障与补充性保障在内的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体制，是未来发展的重点。”陆铭认为，应基于国民身份，在财政支持下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建立国民基本保障，避免人民出现因年老和因病返贫的现象；基于劳动者身份，要建立工伤保险等与工作相关的保障制度，在意外事故发生时，能够覆盖劳动者基本生活、帮助其恢复劳动能力或补偿收入损失。
　　陆铭进一步表示，补充性保障由企业商业保险（养老、医疗保险、雇主责任险等）和个人商业保险构成，属于用人单位和社会成员个人的自愿缴费行为，目的是进一步提高对社会成员的保障标准和水平。在家政等服务者直接入户提供的一对一服务中，鼓励消费者对可能发生的劳动者意外伤害购买商业险。
　　与此同时，还要创新构建利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收支体系。陆铭建议，在征缴上，基本风险保障不再区分劳动者与普通社会成员，劳动者需要的基本风险保障以及补充保障也需要与传统的雇佣关系解绑；在经办上，无论是基本保障还是补充保障，都要做实个人账户，遵循“钱随人走”原则，构建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此外，对于各地的政策实施，陆铭还建议，地方实施细则需要在大方向上保持全国步调一致、方向趋同。在国家层面，建议制定指导性的发展意见，要求地方探索建立由政府、社会和平台企业协同有序、治理向善的治理范式。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