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评价是一套全球共同交流的语言，所以我们在构建这套体系的时候，保持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兼顾国际共识，要求大同。除了这些共识的议题，我们针对中国市场也做了很多特色设计。”中证指数ESG业务部总经理赵永刚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10月27日，由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罗湖区人民政府指导，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深圳）、21世纪经济报道、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联合主办，渣打银行战略支持的“2023大湾区可持续发展系列活动周”在深圳、香港两地举行。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11月3日，获得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共同支持。同日下午，作为本次活动周的重磅首发活动“2023大湾区可持续金融论坛”也在深圳同步开幕。
　　在我国“双碳”目标下，ESG正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重要价值理念之一，不同的机构都推出了相应的ESG评价体系。同时，ESG投资发展迅速。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7月底，我国已有超480只ESG公募基金，管理规模合计约5900亿元。
　　这些ESG评价体系如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ESG报告对于企业有什么意义？企业应该如何科学地制定ESG战略？围绕这些问题，中证指数ESG业务部总经理赵永刚在活动举办期间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
ESG评价中加入“绿色收入”、“共同富裕”等议题
　　《21世纪》：您能介绍一下中证指数ESG业务的整体情况吗？
　　赵永刚：我们公司作为沪深交易所共同出资成立的金融市场指数供应商和基础设施供应商，多年来一直持续布局、以业务服务国家战略。近几年的重点就是兼顾国际共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ESG评价标准。
　　很多投资者和企业可能并不熟悉ESG评价标准。ESG评价是多维度反映企业ESG管理能力或者管理水平的标准，但是在一些国际业绩评价标准或者评价结果中，中国企业其实打分并不高，原因可能包括本土特色反映不足，所以我们结合了中国特色构建了这样一套评价体系。
　　目前我们对全部的上市公司都进行了ESG评价，今年也把评价范围拓展到非上市发债主体，我们对1700多家信用债的发债主体也进行了评价，给市场提供比较客观的评价结果。
　　《21世纪》：您提到中证的ESG评价指数具有中国特色，请问评价体系从哪些方面结合中国特有的情况？
　　赵永刚：我们首先讲ESG评价，它是一套全球共同交流的语言，所以我们在构建这套体系的时候，保持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兼顾国际共识，用三个字就是求大同。因为全球的ESG评价都在加速向趋同和共识迈进，所以我们在搭建框架的时候参照了一些具有共识的标准，比如联合国SDG（可持续发展目标）标准。
　　在环境方面，我们关注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在社会方面，我们聚焦利益相关方，比如员工供应链、消费者、公司治理和组织架构等方面的信息披露。
　　除了这些共识的议题，我们针对中国市场也做了很多特色设计，比如，我们在环境维度加入一个叫“绿色收入”的指标，以此刻画国内企业的转型变化。因为以前我们讲ESG的时候，大家会经常关注高碳企业的减排情况，但是相对忽略了企业转型。根据绿色产业目录，我们构建了一套分类框架，把企业当中属于绿色收入的部分提取出来，这是我们的一大特色。
　　第二个特色是在社会责任方面，我们会把国内的特色议题，比如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加入到评价标准当中。
　　在公司治理方面，我们纳入了质押率、商誉占比较高的类似于风险类的指标，揭示公司治理的效果，这也是我们在指标上设计上的特色。
　　在方法方面，我们兼顾风险跟机遇，不仅关注企业碳排情况，而且看到企业减碳降碳所做的努力，比如，企业的管理措施是否有减排效果，甚至有没有环保科技的投入。同时会关注企业的风险跟机遇，即使是高碳排的这种公司积极向低碳行业在转型，我们的标准也会把这些努力反映出来。
与国际标准求同存异
　　《21世纪》：您认为中国的金融机构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将本土化标准与国际化标准相结合有什么意义？
　　赵永刚：近一年来全球的可持续标准进步非常大，无论是从监管机构还是上市公司都特别关注的这个方面。
　　其实这么多年全球可持续性标准很多，但是可能权威共识的只有几家，比如GRI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TCFD（气候相关财务揭露），还有SASB(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框架，虽然这些框架已经浓缩成了几个比较权威的标准，但是各个框架之间仍存在一些差异的，比如有的是单一重要性，有的是上升重要性，那么企业有时候可能不太清楚说自己到底应该按照哪个框架，这就导致企业披露的 ESG信息口径不一，可比性比较差，这个问题其实比较严峻。
　　我们看到像ISSB最近推出了S1、S2，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变化，因为这意味着全球在该领域加速向兼容、向共识迈进。我觉得这可能是可持续性标准方面大家的一个现状。中国的金融标准怎么去拥抱它、适应它？既然可持续性是一套全球共同的语言，应该保持对话的基础，所以我们应该还是要兼顾国际共识，应该去拥抱具有全球共识的ESG披露标准。
　　但是，我们也要对它进行准确的评估，国际的可持续性标准虽然趋向共识，但是它在国内的语境里还是会有细节上的差异，但是这些可能都是技术问题，比如说像ISSB是单一重要性的原则，其实我们的监管机构不需要双重重要性的判断。
　　总体而言，我们可以尽量去拥抱国际共识的框架，但是国内应用的时候，一些不兼容的或者技术的方面，可能还是要详细论证。
　　再者，我们国内其实有很多中国特色，包括共同富裕、乡村振兴，这些方面的贡献如何反映到可持续性标准里呢？这个可能也是应该去思考的问题。既然中国提倡了命运共同体，我们怎么把这些中国特色反映到这种全球ESG精密标准的制定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中国企业应该做的事。
参与ESG能让企业在同质化高的产业链上获得优势
　　《21世纪》曾经有一项研究是指出，76%的B2B企业决策者认为公司向ESG方面投入更多资源只会促进公司的业务，您觉得主要是什么原因？
　　赵永刚：我认为 ESG对于企业业务的影响无外乎是三个方面。
　　第一个，可以抓住绿色转型发展的机遇。其实我们前面提到了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ESG也代表了一场科技革命，在这个过程当中，循环经济、清洁技术、绿色低碳行业其实都面临很好的发展机遇。
　　企业如果能够积极参与ESG、积极在这些行业上布局，就能够在一些同质化程度比较高的产业链中获得竞争优势。同时，随着绿色转型到来，一些碳资产的价值正在逐渐被发现。比如，A股的华能国际在2022年出售碳排放权时有3.74亿元，这为很多企业拓展了一个新的收入来源。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参与ESG能够更好地控制相关风险要素。欧盟有一个CBAM机制，就是碳边境调整机制，它对于水泥、钢铁、铝等这些行业有规定，2026年以后，从中国销售到欧盟的碳价如果低于欧盟的碳价，要把碳差价补足，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碳关税。我们碳价差了多少？我们前面做了调研，国内的碳价大概一吨50人民币，欧盟大概是100欧元，碳差价其实对于企业来说应该是非常大的成本，ESG其实是可以帮助企业在全球对于环境问题监管日趋严格的背景下，管理这方面的风险。
　　第三个，ESG可以改善企业的管理。企业管理是更高的要求，一个有价值观的企业经营一般会更加稳健，更注意长期风险的管理。所以我认为第三个对于企业经营比较有利的方面就是改善管理。
　　《21世纪》：请问您认为上市企业应该如何科学地制定 ESG战略？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赵永刚：其实可持续发展最终是要落到企业身上的，我觉得企业要想积极地参与ESG、制定更好的ESG战略应该要从以下四点入手。
　　第一，要扭转对ESG的认识，ESG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是一种新的价值观的引领。它对于企业来讲，不是简单的出一份ESG报告，也不是为了打造品牌的效应，它其实是需要你实实在在地去改善管理。一方面，企业要扭转对于ESG的这种认识，同时也不要认为 ESG只是一个成本项，可能很多企业有一些顾虑，认为做ESG可能需要很多投入，但是其实我们应该看到，短期之内企业确实会有技术、管理方面的投入，但是这些投入其实提高了企业在行业内的壁垒，增强了竞争力。
　　第二，要有强有力的组织结构。我们其实很担心一个组织结构如果层级不高的话，可能执行力会比较弱。所以很多上市公司在做ESG战略的时候，会先在整个公司从董事会再到专门负责ESG的部门，这样整体的执行力就会比较强，远比一个部门对整个企业的影响大。
　　第三，要对标国际标准和对标国内的监管要求。企业制定ESG战略可能要符合国内监管的特定要求，比如,在E、S或者G的方面，监管部门需要企业满足某个要求。同时也要对标国际上的一些标准，比如说欧盟的一些标准，还有其他国家具有国际共识的一些标准，那么我们要提前做准备，可能是增加碳系统构建，或者提升整体管理，这些可能都是必须的。
　　最后，其实我觉得企业可以通过第三方机构的ESG评级来观察同行业的表现，这也相当于是一个外部反馈。我们可以通过ESG评价结果观测到这种差异，从而重点改善，这样就形成了持续的跟踪观测反馈的机制。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